所以,当代的一些学者在深入研究后也纷纷提出质疑,最后作出了否定的结论。
如李树桐在《唐史考辨》中说:“《通鉴》内,有关杨文幹反事连建成案的记载,必与事实不符。”
牛致功的《唐高祖传》称:“事实证明,杨文幹造反与李建成没有关系。”
黄永年在《唐史十二讲》中说:“李渊既然对李世民‘恩礼渐薄’,而‘建成、元吉转蒙恩宠’,建成又何必冒险用军事行动来夺取政权?如真有其事,何以第二年李渊还派建成前往幽州以备突厥,毫无恩宠衰薄的迹象?足见统统出于诬陷增饰,不是事实。”
事实上,就连《通鉴》的编纂者司马光本人也不敢肯定太子谋反之事的真实性,所以才会在《通鉴考异》中引用刘餗(《史通》作者刘知几之子)在相关著述中的话,说当时这个事件的起因是有人“妄告东宫”。
所谓“妄告东宫”,关键就在于这个“妄”字。也就是说,尔朱焕和桥公山对太子的指控很可能属于诬告。那么,此二人既然都是太子的手下,又为何会胳膊肘朝外拐呢?
很显然,他们如果不是被人收买,就是受人胁迫。
那么,又有谁会去收买或胁迫他们诬告太子呢?
答案只有一个——秦王府的人。
众所周知,在武德年间,当“两大集团正在进行激烈斗争的时候,与事无关者是不会陷害太子,为李世民出力卖命的”(牛致功《唐高祖传》)。因此,我们有理由认为——不管是尔朱焕和桥公山,还是杜凤举和宇文颖,其背后很可能都有秦王府的力量在驱使和操控。
换言之,李世民就是幕后那只看不见的手。
武德七年六月二十六日,当高祖对秦王郑重作出废立太子的承诺后,李世民一定以为自己已经在这场漫长的政治PK中胜出。那一刻,道士王远知三年前说的那句“方作太平天子,愿自惜也”的预言一定无比豪迈地回响在他的耳边。
然而,接下来事态的发展却完全出乎李世民的预料。
就在他距离太子之位仅有半步之遥的时候,忽然间梦想破灭,功亏一篑,一切都打回原形——太子依然是太子,秦王照旧是秦王。
李世民竹篮打水一场空。
这到底是为什么?
原因很简单:李渊反悔了。
正当李世民意气风发地率军前去征讨杨文幹时,李建成施展浑身解数,动用他的所有政治力量对皇帝施加影响,其中包括齐王李元吉、后宫的嫔妃群和当朝重臣、侍中封德彝,最后终于促使李渊回心转意,收回了废立太子的成命。
要说李渊是因为耳根子软,禁不住这些人的软磨硬泡,那就过于低估李渊的政治智慧了。就像我们前面分析的那样,整个太子谋反事件漏洞百出,李渊不可能对此毫无察觉。尤其是当太子已经被软禁,围剿杨文幹的军事行动也已展开的时候,李渊必定会冷静下来,仔细思考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,这时候他自然会看出此案的众多疑点;再加上身边各色人等的解释、劝说和提醒,李渊就会意识到自己废立太子的决定做得过于草率了。整个事件中唯一能够认定的太子过失,无非就是“私运盔甲”这一条,可要说杨文幹的起兵一定是太子的指使,那明显是证据不足的。当然,太子私运军用物资肯定也属于违法行为,但断不至于被废黜。
所以,李渊最后肯定也会意识到,这起事件很可能是有人抓住太子违法的把柄,然后精心制造了一个太子谋反的假象,目的就是颠覆太子的储君之位。
换句话说,这是一起阴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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